叫了的士，牛哥差我护送，说是还没到下班。

在租来的女宿舍，我问：“伤到哪儿?”

“这儿。”

“哪儿？哪儿？”我循着杨芬芳手指。她的绣花内衣薄薄的，是镂空了的花边，肉色鼓起，像刚烤出来的面包。

她的手导引着我手：“这儿，还有那儿。”

“那儿”是柔软的地方，像奔涌着泉水的溪涧，中心形成了小漩涡……

那天，歌舞厅差不多招完服务员，缺的是坐台小姐，她赶来应聘，。

招聘表填的姓名是杨芬芳，身份证上印的是杨丽芳，住址是我们老家涌泉乡的，我们那地方属于三县市交界地，穷乡僻壤。我想她是来做坐台的吧，这不奇怪，做这一行的差不多换个芳名。

我吃惊地感到两只带嘴的球，在某块空地上跳个不停。

天热，快立秋了，我这人有点发胖，汗多，身上的T恤衫时湿时干。老板没说不让打空调，可我们自觉性都挺高的，想想没到营业时间，得省着电。

我说，咱俩是老乡。

她说我是不是蒙她？说话带城里腔了。

我报上我爹的名，她欢呼了一下。我以为她在为我爹而欢呼——我爹跟她爹没什么两样，都是靠山吃山的。

她聊起了我们山里的番薯——白皮红心，煮熟了像毛栗子一样生粉的。看得出，她想套近乎。我说自己也是聘的，老板见我当过兵，又有点文才，虽说当的总管，一不小心也会丢饭碗的。

她皮肤白净，眼珠乌溜溜地转，嗓音软软的，像泉水从石缝间绕来绕去。看上去，她顶多二十出头。但她说，家里有四岁的女娃了。等她说自己十六岁嫁了人，我就信了。不过看不出她像生过娃，脸面没一丝起皱。她喜滋滋的，说早生娃只怕有这么一点好处吧。不知怎么的，我话多了起来。

她爹外号捡牛屎，那间破茅屋后堆了草垛高的牛屎，臭哄哄的。矮墙前，站了一溜大小不一的女娃，最小的还拖着鼻涕。日子过得可真快呵。

“论辈份，我得叫你表婶……”

她害羞起来，像变回到小姑娘。

我提到我娘，还有那个缺德的泥瓦匠。

杨芬芳抓起我的茶杯，咕噜噜地灌，哈出一口长气：“呸，这混蛋，赌得连砖刀都生锈了，拉下了一屁股的债，两间半瓦房给封了，只留半间柴房。我只好带娃儿住娘家，他倒好，当它是旅馆，半夜三更才回来。过不下去了，我把娃儿甩给我娘，到城里来打工了，东躲西藏的，给他抓回去过，关进柴房里，骑我揍我拿烟屁股烫我，当我是他手里的一块破砖头……”

我笑了，他还真会治老婆。不过，我对这类女子所说的话通常不太在意。

“这回我哪儿也不去了，不是说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我直奔主题：“没关系的，咱们那边出来的，做这一行的，还有比这来得更快的，想一想，那些坐的，一年半载的，不是成了万元户就是十万元……再说，我们，也非常欢迎你这位漂亮的公关小姐……”

打招聘广告时，按政策不允许把招坐台小姐说得过于直白。

“你说的是哪门子的话呀，刚攀上了亲，就转眼不认人了，我是成心来——站的，我受苦受累是为了早脱离苦海!你明说了我不符合条件，你，这，这不是逼……”她脸涨得像块红绸布，就连顶真起来的样子也蛮好看的。

“做站的嘛，钱少，还得会吃苦哇……”我打起哈哈，发现自己本想拿另一兜里的中华烟却拿出了阿诗玛烟。我告诉她，做服务员不准坐，不准伸懒腰，不准打呵欠不准打喷嚏不准老跑厕所不……

“——不准女人身上来了——换哪!”她照搬了我的港台腔，自个乐了。说我尽说些废话，又不是做姨太太，做服务员嘛就像砖刀下一块砖，给砌得笔直笔直的。

那小酒窝儿陷进了，比刚才深多了，有种把人整个吞进去的样子。

我瞄了瞄，看她样子铁定来站的，说不定是块好料。

“你看，你看，我所受的苦，我所遭的罪!你看嘛。”她双手撩开印有汉城奥运会标志的汗衫，手势过猛，连半只乳罩也差不多脱开了，还有肚皮上的斑斑点点。

“停——我懂了，先培训吧，叫杨芬芳就叫杨芬芳吧，叫阿狗阿猫都行，总之，我不会告密的……”我站了起来，急上洗手间，使了好大的劲，才热烈出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