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我的这番话感动了王小峰，也许因为我们是多年的老同学，接下来他的话便多起来。说来说去话题又说到学习上。他叹了口气，推心置腹地说：

“其实，我也不聪明，只是比你多用些功夫。你比我聪明，只是刻苦上差些。因为你有一个比我富裕的家庭，有一个在县城当领导干部的爸爸，你不必像我这样刻苦努力就能获得一份好的工作，好的生活；我即使比你十倍地努力，也未必能够达到你目前的条件。”

王小峰话虽然有些不平之气，却把他和我的情况都分析得很客观，很透彻，很细致，实事求是，入木三分，让我既有被人看破隐私的羞涩又不得不佩服他。这也许是他心中思考了许久、又积存了许久的见解，是平心而论，又是对这个社会不平等的抗议。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也不止一次地考虑过，只是身为受益者，却有着与他不一样的看法和理解。

“也许你说的是对的，有一个富裕一些的家庭，有一个当领导干部的爸爸，是我的优势。可是你想过吗？它同时也是我的劣根：它让我不能像你一样刻苦学习，不能像你一样艰苦生活，习惯于现成的生活方式，习惯于听从父母的安排；因此依赖性太强，缺乏独立性和创造性。与我相反，你没有我这样的家庭条件，也就没有我这样的依赖性，因此就具有了独立性，创造性，和刻苦耐劳、不服输的精神。我敢相信，只要你肯努力，坚持不懈，你的将来一定比我更好，更有出息！”

也许我的话符合事实，说到了王小峰心里，与他的心弦产生了共鸣，使他感动了，受到了鼓舞，他终于挺直身体，又理了理散乱的长发，笑了笑，对我说：

“我确实这么想过：我的家庭穷，身体弱，人口单，人家都看不起我，看不起我的父母，看不起我这个弱势家庭；我感觉屈辱，愤怒，于是下定决心，非要改变这一切，给父母，给家庭，更是给自己争取一个转机，一份光荣！唯一的办法就是靠着我的艰苦努力，考上一个好大学，然后分配一份好的工作，建一处好房子，找一个漂亮的妻子，叫全村人重新认识我，认识我的家庭，我的父母亲，让他们都来看看，我并不比他们差，我竟比他们强！但是，偏偏命运不济，疾病上身，让我第一炮就没有打响。你说，这让我伤不伤心？丢不丢人？看着往日成绩差不多的同学，人家一个个考取了那么好的大学，自己光荣，家人也跟着光荣，他们在家门口放鞭炮，放电影，迎送贺喜的亲朋，多么荣耀！我却连个普通大专也没有考上。一上一下，一荣一辱，天壤之别！你说，我能不悲哀吗？我哪里还有脸出门见人！”

看来他也确实说出了内心的话。同学这么多年，虽然他没有明确说过这样的话，但是，从他的行动完全可以看出他的内心世界。这些年，无论酷暑寒冬，他刻苦努力，拼搏奋斗，不怕吃苦耐劳，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最终考取大学，出人头地，光耀门庭，荣宗耀祖。他唯一没有想到的就是实现理想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有着许多意想不到的艰难险阻，并非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心有所想、身有所行，不怕艰苦，愿望就一定能成就的。我同情他，在挫折面前，我要鼓励他，不能让他悲观下去。我笑着说：

“你也太要强了。生、老、病、死，天灾、人祸，在所难免。别说你，即使古今中外的圣人伟人，也都会生病。生病，治病，必然耽误时间，拖累功课，影响考试成绩，这完全是正常的、顺理成章的事，人人可能遇到，人人可以理解，有什么羞于见人的？你忘记了政治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你要实现这么宏大的理想，只怕今后还会遇到挫折；如果遇到挫折就灰心丧气，止步不前，你就永远达不到目的；只有坚持不懈，锲而不舍，不断努力，才能最终实现美好理想。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我极尽所能劝说他。

“这些我都想过。你放心，我没有这么脆弱，不实现目的，我是绝不会罢休的。”王小峰看着我说。既像自我表白，又像似对我保证——不，是向疼爱他的父母亲，向他深爱的芸姐保证。他能如此想，如此说，就说明他没有被落榜的失败打倒、躺下、止步不前，而是憋了一口气，鼓足了更大的劲，继续奋斗下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王小峰能如此想，如此说，我可以放心了。芸姐和他父母亲也都可以放心了。——其实，芸姐大可不必如此担心，王小峰胸怀远大，意志坚强，他没有这么容易就被打倒，以致走上绝路。看来芸姐也是爱之太深、太切的缘故。于是我说：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是芸姐不放心，你爹妈不放心。你一整天不吃不喝不说话，把他们都吓坏了。你知道吗？你是他们共同的希望，他们生命中唯一的依靠，你垮了，叫他们怎么活？大丈夫处事，要能伸能曲，经得起胜利，也受得起挫折。好了，你既然想通了，就别叫他们再为你担心了。快起来，洗洗脸，梳梳头，去吃饭！”

我又转向芸姐：“快去叫大叔大婶，都来吃饭。他一个不吃，一家人都跟着不吃，这还了得！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

我这么一喊一叫，你莫说，还真有效果：王小峰从床上起来了，转过身洗脸去了。他爹妈见儿子起来了，也高兴地围过来跟我说话，感谢我对王小峰的开导。一家人一起动手忙着整理饭桌凳，盛饭端饭，一片忙碌。

芸姐暗暗向我树起大拇指：“还是你行！”我微微一笑，说：“为了你，不行也得行。小峰叫我告诉你，他要继续复习，明年再考大学，一定不会让你失望。你要继续支持他，帮助他，多等他一年。怎么样？等得了吗？”芸姐脸红了，说：“一年，也老不了我，有什么不能等的？他只管回县中复习，家里的农活误不了。”

我笑了说：“这样最好：你们对小峰放心了，小峰去复习功课也放心了。好了，我的任务完成了。你们快吃饭吧，我也要回家吃饭了。”

我摆摆手刚要走，芸姐连忙拉住我说：“留下一起吃饭吧。”我开玩笑说：“你留我吃饭？请问，人家留你吃饭了吗？”芸姐满脸羞红，说：“我是常客了，还要留吗？该吃饭的时候，就该留下吃饭，这是老规矩。你要是走了，反叫主人家觉得难看，你懂吗？”我说：“你要留下吃饭，就编出这些规矩来，我怎么不知道？”

这时正好王小峰洗过脸走过来，听了我们的对话，说：“农村确实有这规矩。你现在如果走了，我就更加没有脸见人了。你就算留下陪芸姐吃饭吧，否则，她也不好意思留下吃饭了。”我问芸姐：“真是这样吗？我要走了，你也会走？”“当然，你走了，我怎么好意思单独留下吃饭？”芸姐笑着说。“看来我只好留下了。”王小峰父母一齐说：“一定要留下吃饭，不然我们真的觉得不好意思。”盛情难却，我只好留下吃饭。王小峰母亲又忙着到厨房炒了一盘鸡蛋端上来。大家一起坐下相让着吃菜吃饭，其乐融融。

饭后，王小峰倒了一杯开水给我。我一边喝水，一边打量着这个仍旧很贫困简陋的家：一个土墙院，三间堂屋，两间厨房，全是草顶土墙，不见一块砖头，家具乱七八糟，歪歪斜斜，没有一件像样的。除了王小峰身上有一两件新做的衣服，他父母身上依旧是土大布，旧式样，而且打了补丁。我相信王小峰的话，他家条件确实很差。可是，他家也一样承包土地，饲养家禽，大约家里的钱都花在小峰读书上了。与之相比，芸姐家的情况就好得多，房子已经换成瓦房，衣服家具也有了几件时尚新式的。她家也没有外来收入，不过是爹妈没有给她读书，他的两个弟弟都没读出书来，干活的多，开支少的原因。想到王小峰生病住院欠下亲友那么多钱，和王小峰父亲到建筑站干活赚钱的事，我问小峰父亲：

“大叔，听说你到建筑站干活去了？收入怎么样？”

“还行。现在人生活好了，盖新房的多，每天除掉吃饭，能落二十来块钱。”

“真不错！一个暑假下来能赚上千元呢！”

“赚不了，也不是每天都有活干，几百块钱还没问题。就是家里的农活不能干了，怕耽误了。”

“没事，暑假里有小峰呢，还有芸姐帮忙。等暑假结束，小峰上学去，你再回来干农活，误不了庄稼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趁着暑假他在家干活，我出去赚点钱回来好还账——他生病住院欠了人家那么多钱，得尽快想办法还人家啊！你看，他这几天又生气了，不吃不喝的，他妈劝也不听，闹得我也无心出去干活了。”

“小峰是太要强了，一时觉得面子上不好看。其实，他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这次没考好是有原因的，谁也不会笑话他。现在他想通、想开了就好了。今年再复习一年，明年定会考上个更好的大学。那时候，家里的账还清了，也好有钱支持他上大学了。这样岂不更好？”

“我们也是这样劝他，只是他自己太心急，也是担心这样又要耽误芸姐一年。”

芸姐听了，脸立即红了，说：“都是你们胡乱猜想，我老早就跟他说过，只要他读书，我就会一直帮他，等着他。”

我看了看王小峰，又看了看他父母亲说：“今天，芸姐当场公开表态了，你们都听见了，这下该放心了吧？”

王小峰有些不好意思，说：“我哪里是担心她，我是气我自己不争气，早不病，晚不病，偏偏赶在高考前生病，而且，一病就是一个多月，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好了，现在别气恼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想，老天爷是不想叫你只考取个大专，误了你的美好前途。再奋斗一年，等着明年考取个好大学吧。”

我说完起身告辞。芸姐、王小峰及其父母亲一直送到大门外。看着他们一家人这样热情，心情也都好了，我的心情也好起来，把自己为难的事竟也忘了，一路上哼着歌回了家。

转眼到了九月，芸姐帮着王小峰洗衣服，套铺盖，然后送他到县中复习功课，备战明年高考。我也办好了接班抵职的手续，开始到县城爸爸的工作单位上班，从此由一个学生变成国家职工；不久也开始考虑解决自己的婚姻问题。父亲退休后回到农村家里无事可干，闲得无聊，又无处可去。工作时偶尔回家觉得农村很新鲜，很亲切，如今住久了，又觉得在农村生活很不方便。不久他又回到县城，凭着旧有关系，开始筹划在县城附近买地建房，另安新家。

一天，我刚要下班，芸姐急急忙忙跑来单位找我，我连忙招呼她坐下，问：“这时候赶来县城，有啥急事？”她叹了口气，气急败坏地说：“我昨天夜里就赶来了。你知道吗？王小峰家又出事了，这一回，可是出大事了，天大的事！”

“啊！又出事了？什么天大的大事？”我吃惊地问。

“也不知道他家交上什么倒霉运了，出门就倒霉！他父亲好好地在建筑站盖房子，想赚些钱回来还账，谁能想到，昨天一阵大风刮过来，竟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把一条腿给摔断了！工人七手八脚先送到乡里医院，医生说伤势严重，乡医院设备不齐全，做不了手术，叫送来县医院抢救，所以急忙雇车又送来县医院。小峰接到信，安排他妈妈在家，又来告诉我，我们就连夜赶来了。”

“一阵风就把脚手架刮倒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我不解地问。

芸姐解释说，建筑站的脚手架都是竹竿搭设的，平时也没有事，昨天刮大风，脚手架吱嘎吱嘎地响，他们也没有在意，照样干活。突然，绑扎脚手架的一根绳子磨断了，脚手架上的搭板脱落下来，上面的三个瓦工当即就摔下来，造成一死两伤的惨剧。一个小青年脑浆迸裂，当即死亡；王小峰父亲一条腿严重摔伤，另一个摔断了胳臂。死亡的一家人正在建筑站大闹，两个受伤的都送在县医院抢救，工程也停工了。

芸姐介绍完情况，看着我着急地说：“妹，你说倒霉不倒霉？他家的事刚有点眉目，又发生这种事，这不是要人命吗？”我问王小峰呢，芸姐说在县医院守着他父亲吊水呢。我见事情严重，就说你带我过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正好我父亲也在县城，我把他也找来。芸姐说，反正有建筑站扛着，暂时也不用找人。

我跟随芸姐匆匆来到县医院外科病房，看见王小峰坐在病床前正看着他父亲吊盐水；他父亲的右下肢被一层层纱布包裹着，一片片渗出殷红的血迹来。我走上前问道：“大叔，你觉得怎么样？”老人紧闭着眼睛，急促地呼吸着，没有回答。王小峰说，父亲疼得受不住，护士给打了止疼针，刚睡着不大会。他站起来坐到父亲的病床上，把凳子让给我坐。一条凳子，我和芸姐推让了一会才坐下来。

我问王小峰，原来不是说你来上学，大叔就回家干农活吗？他怎么还在建筑站盖房子？王小峰说，原先这么打算的不错，只是工程没完工，站长不让回来，又不给结算工钱；田里的庄稼他和母亲才锄过，也不太着急，只好留下多干几天，没想到就发生了这事情。他叹息道：“人要该倒霉，事事都能赶上，真没有办法！”我说，这都是意外事故，谁也料想不到，要是事先想到了，还不来建筑站干这活呢。他自责道：“这都怪我啊！我要是不得这场病，欠下这么多钱，父亲这么大年纪，哪里会到建筑站盖房子？他又不是建筑站的职工，还是托了一个亲戚的人情好不容易才进去干的。他全是为了我啊，我真是该死！”他拍打着自己的脑袋。

芸姐见王小峰痛苦自责，很同情他，连忙说：“话哪能这么说？难道你想生病受罪？世界上大概没有这样的人。事情摊上了，有什么办法？你就只好忍受，怪谁都没有用。”我也帮着说：“还是芸姐想得开，说得对。事情摊上了，就得积极想办法应对，不能总是埋怨自责，这样只会自找痛苦，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王小峰见我和芸姐都这么劝他，只好低下头，停住自责。

我又问，出了这么大的事故，建筑站是怎么赔偿的？王小峰摇了摇头，意思还不知道。芸姐解释说，暂时只是送来治疗，赔偿的事还没有谈。才听说摔死的那个，建筑站打算赔偿一万元；主家不同意，双方还在交涉，尸首也没有下葬，说是已经闹到乡政府了。乡政府的领导正在开会研究，还叫来派出所的警察维持秩序，生怕再闹出事情来。我说一万元是有些少了，人家好好的一青年人，又能干活，又有技术，由于他们的脚手架出了问题，一下子就摔死了，人家大人孩子怎么接受得了？说什么也得多赔偿一些，也好安抚安抚人心。芸姐说不知道领导人能不能想到这一层，会怎么研究决定。

王小峰说：事情难办得很。建筑站是乡办单位，基础差，资金少，制度也不健全，职工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又没有签订合同，赔多赔少都没有依据，只在双方交涉。根据以往的经验，死主家人多势众，闹得厉害的，就多赔偿些；人丁单薄，来闹的人少，压力小的，就少赔偿些。刚才我们两家商量好了，现在只谈治疗，不谈赔偿的事，看看治疗情况再谈赔偿。我说，这样也对：如果大叔的伤治疗好了，没有什么后遗症，赔偿些抚养费也就算了；如果落下后遗症，丧失劳动能力了，那就另当别论了。王小峰说，我们也不奢望赔偿多少钱，只盼望父亲的伤早日痊愈，他能回家干活，我也好早日回学校上课，千万别像上学期，又把高考耽误了。我说，不会的，这才是上学期，高考还早着呢；再说，大叔是摔伤，不是病，度过这几天就好得快了。

这时，老人的手动了动，呻吟了几声，我刚要问候，他又睡着了。王小峰说：“叫他睡吧，醒来又疼痛得受不了。”我点点头。又坐了一会，我掏出三十元钱对王小峰说；“我下午还要上班，就先回去了，下次再来看望大叔。这点钱留给大叔买点东西吃吧。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去找我，别客气。”王小峰把钱塞给我说：“什么都不需要，反正治疗，招待，一切费用都是建筑站的。你要上班，就先回去吧。有事再去找你。”

芸姐把我送出来。我问：“大叔的伤到底怎么样？”她说：“我也说不清楚，他不停地叫喊，疼得很，看样子不轻！”我说疼一点倒没什么，就怕落下后遗症，以后不能下田劳动就坏事了。芸姐不无忧愁地说：“我也就怕这一点，万一他不能劳动了，只怕小峰就不能上学了，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果不其然，隔了一天，芸姐又来找我，她说王小峰父亲的右腿保不住了，这几天一直高烧不退，医生说腿上的肌肉和神经已经开始坏死，要截肢。我很吃惊，说：“截了肢，不就成残废了吗？以后怎么干活？”芸姐说，没办法，医生说，不截肢，就有生命危险。

我和芸姐赶到医院，只见王小峰抱着头坐在手术室门外的长椅上。我问：“大叔的手术已经做了？”他叹了口气，点点头，却没有说话。我见他很痛苦的样子，真想劝他几句，可是又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怕这时候，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反会惹他更加痛苦伤心。我只好默默地陪着他坐等。

约莫又过了两个多小时，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了，一名护士用手术车推出王小峰的父亲来，他身上覆盖着白色的床单，右腿的下半截明显地虚掩着。此时仍处在半昏迷状态，他嘴里不停地呻吟着，说着一些听不清楚的呓语。王小峰急忙迎上来，抱住父亲，哭喊道；“爹，都是我害了你，儿子该死啊！”芸姐见王小峰悲伤，也连忙走过去，拉住他说：“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你赶快到病房拾掇好病床，准备接应。”催着王小峰离开。于是，我和芸姐一边一个护卫着手术车推进病房，同病房的亲友看见一起过来帮助，大家七手八脚把王小峰的父亲从手术车上抬上病床。护士过来吊盐水，接上一些检测仪器，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才离开。

王小峰的父亲轻轻呻吟着，王小峰弯着腰看守着父亲，眼睛里注满泪水，无限悲伤。芸姐围着病床这边塞塞，那边拉拉，不知所措地忙碌着。又过了一阵，老人渐渐睡着了，王小峰和芸姐的情绪才稍稍安定些。我安慰他们说：“大叔做了手术，高烧就会减退，渐渐地就好了。”王小峰擦干眼泪，点了点头。情况明摆着是一场悲剧，还有什么好说呢？情况太惨，我陪着看了一会便告辞离开。

半个月后，王小峰的父亲出院了，他右腋下夹着拐杖，由王小峰和他母亲搀扶着走出医院大门。我和父亲前去送行，买了一大包鸡蛋糕送给他回家吃。我们说了一些安慰的话，他们只是默默地点头，叹息，却很少说话。我和父亲一直送到汽车站，看着他们坐上汽车方回。一路上我和父亲唏嘘不已，不时议论着这个不幸的家庭，议论着王小峰的前途，议论着芸姐的婚姻，尽管我们多从好的方面设想，但还是觉得这个家庭、家人难逃悲剧下场，芸姐的命运也不会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