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被撞击，没有人能免于疼痛

突发事件也可能成为融发人们童年创伤的按钮，那些平时看起来很健康的人，会突然表现出创伤性的心理和行为反应。

当社会被撞击，没有人能免于疼痛

人和社会的关系，就像小树之于森林。当风暴来临，我们要和其他树木拥抱取暖，更要加强自身的力量，因为谁也不知道这场风暴过后，下一场风暴将是怎样的，以及什么时候来临。

2020年突发的疫情对人类社会进行了无差别攻击。人类社会包含的基本元素——国家、民族、制度、阶层、文化等等——在病毒面前都失去了意义。无论是大富豪，还是流浪汉，面对病毒，人人平等。

疫情带来的改变和影响，可能会打破原本能自我平衡的心理和人际系统，比如下一章即将谈到的人群——变色龙们不得不长期待在固定的地方，键盘侠们会愤怒地感到所有人都不负责任，失眠症患者的焦虑、恐惧和自我冲突会加重，有些人的沉迷和上瘾行为可能会增多……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类似的突发事件也可能成为触发人们童年创伤的按钮，那些平时看起来很健康的人，会突然表现出创伤性的心理和行为反应。

了解相关的心理学知识，有助于人们自我对照，及时自助，为身边的人提供相应的支持。

△极端的自我防御机制

对于未知和不确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觉。有些人觉得那是新鲜、神秘、令人期待和兴奋的，另外一些人却觉得那是焦虑、恐惧，是可怕的、充满危险的事物。对后一种人来说，长时间处于未知和不确定中，就会放大焦虑和恐惧，因为人有强大的想象力；为寻求安全感，这些人会不自觉地思考和危险源有关的事，思考的内容则无法自控地放大危害的程度，使得大脑无法区分真实和想象，从而产生了一种危险正在发生的真实体验，最终导致他们表现出应激性心理障碍的症状。

应激性心理障碍，其实就是一组生理和心理症状的统称。

当一个人遭遇自身无法掌控的危险，如地震、海啸、车祸、丧亲等重大创伤事件时，就可能出现应激性心理障碍。陷入应激性心理障碍的人，会有一种“虽然醒着，却感觉迷迷糊糊”的自我状态，可能在熟悉的地方迷路，失去基本的方向感，那么他自然就会对自己感到困惑，说不清自己的想法和感觉，甚至无法对一些简单的事情做决定。有些人还会无法自控地去想令自己害怕的事，比如脑子里被疫情有关的事充满，很长时间都无法停止思考。还有些人会过于敏感多疑，甚至非常偏执，比如夸大问题的严重性，坚信某些流言就是真的。

有些人会因此变得容易被激惹，情绪极端不稳定，仿佛一阵微风吹过都能触怒到他，让他感到被侵害；另一些人则相反，他们会变得麻木，对他人和周围环境都漠不关心，把自己变成透明

人，仿佛不存在一般。无论人们如何体验自己的情绪——被淹没或隔离——都可能伴随生理上的不适症状，比如心跳过快、视力模糊、出汗、发冷、头疼、抽搐等。

如果能及时进行自我调节，有些应激性心理障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症状慢慢减轻或消失；但有一些人会转成复杂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上述症状会迁延数月乃至数年，严重影响身体和心理健康，甚至还会泛化到人际关系和工作生活的困境之中。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作为群体中的一员，我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人和环境的影响。

戏曲表演、舞台剧和影视剧之所以让我们跟着哭，跟着笑，跟着忧愁和叹息，一方面是我们大脑的抽象思维能力会不自觉地以自己的体验为基础，理解外界信息所包含的隐喻和暗示内容。比如戏曲人物作出双手前推动作，我们会知道他在开门；比如电影人物背向观众奔跑，镜头晃动，配以急促的音乐，哪怕画面里没有第二个人，我们也知道他正在被追赶，他在逃跑。

另一方面，当演员在表演时，人物的表情、身体语言、眼神等非语言信息，会在镜像神经元细胞的作用下，随着语言一起潜入我们的无意识，让我们不自觉地调动自己的感觉，去模仿他，让自己的状态与他相匹配。这就是表演艺术强调“真听、真看、真感受”的原因，只有当演员与角色融为一体，才能把角色的情感准确地传递给观众，带领观众进入角色的内心世界。

在心理咨询领域，我们把这个现象叫作“具身”，即来访者的情绪感觉和生理体验，共感在心理咨询师身上。我能在咨询中感知到来访者的感觉，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神奇的能力，事实上，这种现象在所有人际关系中——亲戚朋友、同事邻居、爱人孩子等——都有存在，只是没有经过训练的人，难以识别这种现象，也无法通过言语对此进行工作。

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情绪会被他人感染。常和悲观抑郁的人在一起，自己也会不自觉地变得悲观抑郁，如果看到别人因为病痛而呻吟不止，自己也会变得浑身难受。当然还有相反的情况，原本自己感觉烦恼忧愁，可是看到身边人平静喜悦的样子，那些烦恼顿时也消散，感觉心里轻松多了。

在新冠疫情刚暴发期间，所有的媒体平台——官方媒体、自媒体、微信朋友圈——都在谈论相关信息，有人因新冠肺炎去世了，医护人员物资紧缺了，走亲访友却被隔离了，父母和孩子无法相见了等等。这个过程中，官方媒体在报告新闻，有些自媒体却是渲染细节和情绪性的表达。后者的讲述方式，极易导致人们发生具身现象：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仿佛自己也正身处风暴中心，陷入惊恐、无助和极度的悲伤之中，就像是在代替别人去体验创伤。

替代性创伤，最初用来形容心理工作者，因长期接触创伤来访者，导致自己也被创伤，呈现和病人类似的症状（所以心理咨询师都被鼓励去做长期的个人治疗）。后来研究者发现，替代性创伤的现象会发生在很多人身上。采访过残忍屠杀场面的记者，代理被残酷虐待的当事人的律师，照顾被可怕病痛折磨的病人的护士，耳闻目睹他人惨遭迫害的普通人，都可能出现替代性创伤的情况。

每一个人都可能被他人的创伤激活自己的创伤记忆，因为超过80%的人在儿童时代，都遭遇过或大或小的心理创伤。作为心理工作者，我了解镜像神经元细胞不受个人意志掌控的特点，也深知替代性创伤的威力，所以在新冠疫情期间，一直少看自媒体的疫情评述，只关注官媒的情况通报，在日常生活中，对那些违

反人伦、过于特异或伤害性的新闻，也不会去关注细节，甚至避免观赏太过暴力、残忍、恐怖的影视剧。

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价值观多元的时代，我认为所有人都该认识到，主动保护自己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恐慌和不安全感：分不清现实和想象

如果三千年前的古人穿越到现代社会，他初时肯定会以为现代人都是神仙。因为现代人能飞在高空，能潜入地下，能预测天气变化，能隔空对话，还能操控室内的温度变化。但过不了几天，穿越而来的古人就会发现，这些看似有超能力的现代人其实跟他没有什么区别，一样要吃饭排泄，一样怕冷又怕热，一样会生老病死，面对天灾和疫病时也一样的脆弱无助。现代人那些上天入地的本领，只不过是仰赖了种种机器，而不是自身真的有多强大。

我们常常试图通过创造一种新体验去代替某些不想要的感觉。就像我们发明创造机器工具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虚弱，以及因虚弱而来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已经做到了。

当我们把成语“人定胜天”里的“天”，错误地理解为自然环境时，俨然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虚弱本质，真的以为自己变成了世界的中心。一场新冠疫情，打破了人类的自恋幻象，所有人都意识到，我们并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强大，我们的科技能力，远远落后于病毒进化的速度。就个体的攻击力和抵御力来说，如今的现代人和三千年前的古人并没有太大差别。

当社会遭遇未知的、不确定的、暂时无法有效控制的危险时，所有人都会感到恐慌和不安，因为我们将不得不与失控感共处。在感到不安全时，人的本能就是和他人在一起，然而城市生

活的特性，又让我们难以在物理上与他人靠近，于是人们会开始沉浸在社交媒体中，以便与他人进行连接。比如在新冠疫情期间，有些人会强迫性地阅读和疫情有关的所有资讯，每隔几分钟就要刷新一次，看看是否有最新报道，试图通过了解所有信息找到心理上的控制感和安全感。而另一些人选择不停转发和疫情有关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这种做法除了通过“做点什么”来释放焦虑和恐慌情绪外，还有点为抗疫贡献力量（感觉提供了资讯）的意味，通过好友的点赞和评论，找到某种自我价值的感觉。

在咨询室里，我常常提醒来访者：“你感到恐惧和不安全，并不意味着你就变成了恐惧、不安全的人。你需要慢慢学会把你的感觉和你这个人本身区分开。”

很多人都会过度认同自己的感觉，把心理的感受等同于现实中已经发生的事情，以致被情绪淹没，做出某些不理性的行动和选择。比如新冠疫情期间，有些人在恐慌之下过于夸大新冠病毒的危害性，发表各种不理性的言论，或者变得“社会退缩”，把自己之外的所有人都视为危险人物等等。如果我们能对自身的心理状态有所觉知，就能大大提高调节自己情绪的能力。

△迷信、传谣和信谣：控制和被控制

假若社会上发生了威胁到群体安全感的事，人们对此又毫无办法，除了可能产生应激性心理障碍、陷入因不确定带来的失控和不安全感外，有些人还会在恐慌之下迷信某些违背科学常识的所谓药方，比如认为板蓝根、白醋、大蒜可以治病驱瘟，甚至有人相信，如果做了某些事就可以让神仙显灵，终止可怕的危险，拯救恐惧无助的世人。

这些想法虽然很荒诞魔幻，但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说却有着积极的意义。

人在面临危险时，本能的反应是逃跑或者战斗，如果二者都做不到时，就会进入“装死模式”来逃避无能为力的恐惧感。新冠疫情初期，人们对病毒缺少基本的了解，媒体一说病毒可以“气溶胶”传播，人们立刻就陷入了恐慌，因为如果病毒可以通过空气来传播（后来我们才知道气溶胶和空气是两回事），那就意味着人们根本逃无可逃，因为人不可能不呼吸。在无法逃跑的情况下，如果说产生应激性心理障碍是“装死模式”，那么迷信某些做法可以治病就是“战斗模式”。虽然这种“战斗模式”是徒劳的，也有些好笑，但可以让人们找到心理上的安全感，产生一种“我正在控制局面”的感觉。

在新冠疫情初期，有人散播各种谣言，诸如国家要放弃武汉人、将要飞机撒药抗疫、国家粮食储备不足等等。关于谣言，无论是传播者还是相信者，都和人们自身的性格、心理状态、心理需求等息息相关。热衷传播谣言的人，通常都有渴望被关注的心理需求，他们当然知道自己提供的信息根本就未经证实，但他们享受在听众面前扮演“先知”的优越感，所以深信信息的真实性，因为那可以给自己无聊乏味的生活增添活力。

那些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会很容易相信谣言。即便在平常的日子里，他们的内心也时常被大量的恐惧充满，这让他们的焦虑值时常爆表。若社会环境处于不确定的危险中，他们的不安全感会进一步加重，恐惧和焦虑情绪也会更加强烈。这让他们的自我变得更加脆弱，哪怕谣言有明显的漏洞，也会被他们“如果这是真的”的想法控制，导致认知和思考能力出现损伤，换句话就是自我功能的崩溃。

传谣者和信谣者之间，其实是启动了投射与投射性认同的心理防御机制。传谣者内心对社会存在敌意，有伤害和攻击他人的愿望，传谣的动作可以产生恐吓别人的效果（攻击了别人的安全感）；信谣者则认同了这个敌意，因为他们时常感到自己被伤害，认为自己是可怜的受害者，选择相信谣言可以让他们再次稳定自我形象（我是一个弱小无助的人）。

△疑病、脆弱与羞耻：并不可耻且有用

新冠疫情期间，我居住的小区曾经全封闭管理，里面的人不能出，外面的人也不能进，大门口24小时值班的警察提示着问题的严重性。那段时间，平时不见人影的邻居们不约而同地出现在小区里，戴着口罩，步伐匆匆，在公共空间一圈一圈地转，那情景，总让我想到“蚂蚁出窝蛇出洞，不下大雨也刮黄风”这句话。

我和先生都在家办公，又都是资深宅友，不到不得已绝不出门的那种。2020年春节后因为新冠疫情，我们更是连菜市场和超市也不去了，全部生活物资都用网购解决，所以从现实层面来说，感染病毒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在小区封闭的14天里，我们都变得极其敏感，我每天不自觉地感受一下嗓子是否有不适，是否有发烧的迹象。我先生则时常自言自语：“我不想出门，跟不让我出门，感觉可真是不一样啊！我们没问题吧？嗯，肯定没问题。”后来，我们安排了专门的家庭时光，跟孩子一起讨论小区封闭带来的心理感觉。

就是在那期间，朋友打电话向我求助，说她的父亲坚信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反复去不同的机构做核酸检测，所有医生都明确告知他没有感染病毒，除了血压略高，其他指标都很健康，但这并不能改变她父亲的想法，依然惶惶不可终日。“真没想到，他那么胆小，”朋友叹息道，“我一直觉得他是个硬汉子，真是……说出去都感觉不好意思。”

我跟朋友分享了我的脆弱感。作为有一些心理创伤但不严重的精神分析师，我不间断地接受了长达八年的个人治疗，非常了解自己的心理规律和运作模式，可以说大部分时间我都处于平和安定的心理状态。然而当环境里出现不安全因素时，我还是会感到不安，会对身体过度关注，会对自己感到担忧；在小区被封闭的14天里，我真切地感受到世事的无常，身为普通人的脆弱，尤其是面对外界的变化冲击时，我只能适应，只能接受，有种没办法改变什么的无力感。

我们不应为自己的脆弱而感到羞耻，因为脆弱是人的本质之一。我提醒朋友，一般情况下，老父亲的疑病倾向会随着疫情警报的解除自行消失，但她也需要理解老父亲或许在通过疑病表达情感需求，他渴望被关心，希望家人对他嘘寒问暖，让他感到家庭的温情。

△我怎么突然变弱了？

美国有一个母婴游戏互动的心理实验，被试主角是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孩子，孩子看起来大约两岁。母亲戴着耳机，能随时根据研究人员的指令，改变与孩子的互动方式。实验开始，母亲和孩子一起玩积木，两个人一起互动，咿咿呀呀地交流，画面很是温馨和谐。

一分钟后，母亲在研究人员的指令下，让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都僵住，不再给孩子任何回应。

孩子很快发现了妈妈的变化，他站起来，拿积木给妈妈，试图吸引妈妈的注意，发现妈妈没有反应，他围着妈妈转，去推妈妈，嘴里说着“妈妈，我是宝宝呀”，可是妈妈仍然不动。孩子烦躁不安起来，声音里带着恐惧和绝望，两分钟后，他终于认识到妈妈不会再搭理他了。他沮丧地望望周围，在妈妈腿上坐下，准备自己一个人玩耍。就在此时，妈妈再次收到工作人员的指令，温柔地抱住孩子，开心地跟孩子打招呼，母子又恢复了先前和谐的互动。

整个实验只持续了三分多钟，孩子的痛苦很快就被解除了，所以不会给他带来永久的创伤体验。相反，这个经历还会让他学习到，外界环境的变化可能会让他掉到痛苦之中，但痛苦总会有结束的时候。

在日常生活中，有些父母对孩子的忽视、缺乏回应却是长期的，孩子因此感受到的痛苦会持续很长时间，以至于在他们心理的感觉上，那种痛苦是永久的、时间停滞的、不可能变好的。这是因为，痛苦的记忆会在身体上留下印记，产生生理的应激反应，让人们感到内在世界的混乱，因而不得不去控制身体的感觉，让自己不要疯狂和失控。

在上述实验中，只是短暂的两分钟痛苦就给小男孩留下了深刻的恐惧。实验结束两周后，孩子和妈妈来实验室做回访，他刚踏进实验室的楼道，身体就开始紧绷、发僵，表情也变得警惕。因为他立刻回忆起来，就是这个地方曾经把他的妈妈变得冷漠迟钝，不再温暖可靠。

可想而知，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期的痛苦不是一个短暂的实验，而是实实在在长期发生的，那么这种影响也许会持续他的一生。

郎志敏是典型的工作狂，他经营着一家中型广告公司。在新冠疫情之前，虽说经常无暇顾及家庭，但各方面都还算稳定。但2020年春节以来，公司的各项业务都有所萎缩，在支付各项开支之后只有少量的盈余。虽说他的情况比朋友们还稍好一些，郎志敏却总有一种“以后都不会好了”的感觉，对未来充满悲观的预期，常常在纠结，到底要不要把公司结业，找一份工作去上班。

事实上，不止是郎志敏会有这样的想法和感觉，在童年期经历过长时间关系创伤同时又被新冠疫情影响到旧有模式的人，都可能被触发类似的创伤体验——被一种“永处痛苦”的绝望感笼罩，会觉得问题并不是暂时存在，而是永无止境；困难变得很大，而他们变得很小。在这种感觉之下，他们可能会做出非理性的、在别人看来很奇怪的决策。

新冠疫情带来的各项影响可能会触发一些人的心理创伤按钮，就像那个两岁的小男孩再次回到实验室，那种带着熟悉意味可怕的痛苦就在不远处，身体首先感受到危险的气息，因而变得紧张焦虑，失去了内在的自我平衡。情急之下，他们感到必须要想办法稳定身体的感觉，从而恢复宁静安定的生活，却在不觉间，发生了心理的退行（即退回到孩童的心理状态）。

外部压力事件和环境的急剧变化可能激活童年的心理创伤，让人们在无意识中进入心理退行状态，应对现实问题的能力大大减弱，或原本能自我平衡的应对方式失去作用，给旧的心理困扰雪上加霜，衍生诸多新的系列问题（人际关系、经济状况、身心健康等）。如下图所示：

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些，人们可能倾向于把问题外归因，认为是社会的问题、环境的问题、他人的问题，却唯独没有想到是自己的心理创伤被触发，已然陷入强迫性重复的泥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