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一路车，赵光辉倒没觉着怎么累，匆匆吃过饭，胡乱地冲了冲碗碟，就敲响了张站长办公室的门。

“嗬，是你啊，光辉，平时你来我办公室可从来没敲过门，今天这是咋了？”

“站长，可不带您这么批评人的。我这不是怕您休息了吗？”赵光辉也觉着今天的自己与平时不同，心里藏着事儿，就是不那么理直气壮。

“今天这是怎么了你？说起话来还您您的。坐下说吧，什么事？”站里就这么几个人，互相之间的脾气秉性都摸得透透的。

赵光辉把心一横，都到了这个地步，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了。“站长，我是要向您汇报一件事。那天——就是侦获日舰载电台的那天，我值的是大夜班。那个电台是我先测的向，而且，交班的时候，我给小鲜肉做了特别交代。对，我还把几次测向的示向度写了一个纸条给他……”

听到这儿，张站长心里一沉。

站里的人少，大家亲如手足兄弟，都是你帮衬着我，我帮衬着你，有肉大家一起吃，有活大家一起干，不分什么彼此。可就是不能碰一件事，那就是“调京”。一旦有一个调京机会，或者只是一个传言，就会像此刻一样，你来找，他也来找，生怕这个机会被别人抢了先，占了去。当然，可不是说找找我，我想让谁去北京，谁就能去的。我要有那么大权力，还不先把自个儿给调过去？只要大家不当场闹翻了脸就好，等到尘埃落定，调京的那个走了，剩下的就都成了天涯沦落人，过去的那些明争暗抢也就都烟消云散了。

赵光辉继续一鼓作气地说着打了一路的腹稿，只是小心地避开调京的话题。在回来的路上，他听大个儿艳羡地讲起小鲜肉可能会调京云云。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按他的设想，先把自己在这件情报上的功劳确定下来，等过些日子，真有了调京机会，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张站长尽量耐心地听着。关于赵光辉留纸条特别交代的事，他没听陆奕民提起，是他忘掉了、忽略了，还是刻意回避了？情报生产往往都有一个连续性，很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由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而最关键的环节有两个：第一个是首次侦获，第二个是准确判定。依赵光辉所讲，那么第一个环节就是他完成的，他此刻的要求也就一点儿也不过分。如果有军功章的话，这军功章里有陆奕民的一半，也有赵光辉的一半。可问题是，现在根本没有这枚军功章！就算能向总部力争到调京名额，一个已经不易，绝不可能有第二个。如果贪心不足，很可能的结果就是鸡飞蛋打。

张站长下定了决心，要主动触及一下矛盾焦点。“你都听说什么了？你认为，因为这件情报，就有可能调京？”

赵光辉没想到，张站长这么直接地把“情报”和“调京”两件事联系起来。

“站长，我知道，在这件事上，小鲜肉比我的功劳大，但我想的也正是怎么发挥这件事的最大效益。您想，总部为什么把新同志都下放呢？还不是为了让他们在艰苦地区锻炼锻炼？小鲜肉这才刚来几天？就算他是个情报奇才，就算他立了比这还大的功，总部怎么可能轻易就把他调回去？可换了是我，就不一样了，毕竟我在这里工作了六年多，现在有了成绩，调京的事也就水到渠成了。”

赵光辉的话不假，张站长怎么会想不到呢？正因为想到了，他才没急于向北京总部汇报这条情报是陆奕民破获的，他想沉一沉，反倒更有助于促成此事。

“再说，小鲜肉因为这就拍拍屁股走人，也难以服众啊。干咱们这行的都知道，搞不搞得到情报，不在能力大小，完全靠机遇，碰上了就是碰上了，碰不上就是碰不上。那天，如果我坚持一直把这个电台跟踪完，而不是送老周去医院，那小鲜肉还有这个机会吗？大家谁不是辛辛苦苦地工作，凭什么他一来就交了狗屎运？凭什么我们就只有默默无闻的份儿？”

这话张站长就不能苟同了。陆奕民不但发现了电台位置的异样，还对变了频的信号进行了搜索和侦测，从这个角度讲，情报生产的两个关键环节就是陆奕民一个人独立完成的。再者说，情报生产需要机遇不假，但更需要情报人员的能力和水平，那天要是换了赵光辉，他还真就未必能有这个本事。

想归想，他却不想把这话说出来，他还得保护大家的积极性。但他心中有数，陆奕民的功劳是别人抢不走的，该是谁的，就是谁的，要不，还不乱了套。

张站长沉默不语，赵光辉不知道这算不算默认了自己的观点，他停了停，决定再强化一下自己的主张。“站长，就算总部立马调小鲜肉到北京去，那咱们还是吃亏的。像他们这些情报学院毕业的，是有期徒刑，迟早不还是要调回去？可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是无期徒刑，学的就是测向，干的就是测向，丢了这次机会，熬到猴年马月才能有调京的那天啊！”

看赵光辉有些激动，张站长本想安慰几句，但这是站里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现实，讲大道理是没用的，只有自己去想，去想通、想开。他站起身来，只是说：“我都知道了，你先回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