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酒吧在城郊的一条小街上,不仔细找,都找不见。

在那条名为“羊皮巷”的石板路的中间段,坐落着那个人告诉我的“好再来”酒吧。“好再来”真不像个酒吧的名字,陈设更不像,没品味也没气氛,跟天中旁边的“算了”比,都差了很多。真不知道她为何要选择这样的地方买醉。

“在车上等我。”阿南说,“我先进去看看。”

我跟着跳下车说:“我也去,你不认识她。”

“也好。”阿南说。他带着我进了门,门口先是一条窄道,再往前走视野才开阔起来,昏暗的粉红色灯光下,一桌一桌的男男女女,正横七竖八地划着拳唱着歌,满地躺着啤酒罐,一有人走动就听到酒罐叮叮咚咚倒下的声音。

我很容易就找到了坐在最角落里的夏花。她半个身子都横在桌上,一个手臂正呈伸出去的姿势,圈住了至少有八个大小不一的酒瓶,脚下的酒瓶则倒的倒碎的碎,她一动不动,像是烂醉在此已有好几年。我曾见过她豪爽地干掉大半碗白酒,还以为她像她一样千杯不醉,此刻看来不过是场误会。

“夏花。”我上前,拍拍她的肩,她纹丝不动,形如僵蚕。

我正要再喊,一个老板模样的人走了过来,看看我们说:“你们是她朋友吧,来,替她把帐先付了。”

“多少钱?”阿南问。

“八百二。”老板说。

阿南指着一地的啤酒瓶子说:“你把啤酒当洋酒卖?”

“她发酒疯,在我这里一阵乱砸,客人都被她吓走不少,我一个伙计被她打破了头,现在去医院包扎了,这个误工钱她付还是不付?闹成这样我没报警算是不错了,我看你还是交了钱赶紧带她走吧。”

“四百吧。”阿南说。

“你当我这儿菜市场?”老板朝他吼,“八百二,少一个子儿试试看!”

“那就报警吧。”阿南拉开一张椅子坐下,不慌不忙地说,“警察来了,他要说该给八百,我一定给。别说八百了,八千我也得掏。我一分都赖不了你的,如何?”

我不由地对他刮目相看,这些年他生意越做越大,看来对付这些人的经验也长了不少。

老板直瞪着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话,过了好一会儿才无奈地摇摇头,朝阿南伸出手说:“算了算了,算我倒霉,赶快把钱给了,走人。”

阿南掏钱的时候,我再去拉夏花,喊她说:“夏花,快起来,我们得走了。”

夏花这才抬起头来,撩起像贞子一样披散在面孔上的一头长发,看到是我,她很高兴地甩开手中的一缕头发说:“呀,马卓,你怎么来了,我请你喝酒哈。”她一说话,就开始咳嗽,看来感冒到现在都没有好。

“回去喝。”我拖她,一边拖一边说,“我爸来了,你的事他答应了。”

“答应啥?”她的嗓子变得更哑了,脑子好像也喝坏了,看着我揉了揉自己的头发,表情比颜舒舒喝醉时更白痴。

“出去再说嘛。”我用力拉她,她终于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却又一把推开我说,“我要唱歌。话筒呢?我的话筒去哪里了?”

阿南走上前来对她伸出手,说:“来,我带你去找话筒。”

“你骗我!”夏花说,“我把话筒藏起来了,谁都找不到。”

她一面说一面笑着朝阿南摇着手,被她揉乱的头发像中了邪似的全部从肩头倾泻而下,在酒吧昏暗灯光的照射下,映衬着她的脸更瘦更长,越发像当年的那个她。

阿南只看她一眼,就僵在那里了。

“马卓,”夏花好像也在看着他,看了很久很久,才伸出一根修长的手指,一直指到阿南的鼻子上,问我,“这位先生是谁?”

“我爸。”我说。

“哦。”她好像对阿南没什么兴趣,推开我们面无表情地踉踉跄跄地一个人往前走,一边走一面回头对我们招手说,“快跟着呀,不然上哪儿找话筒去。”

我和阿南一人一边,快步跟上去扶着她,走出了那条甬道,走到酒吧外的巷子里。她开始荒腔走板地唱一首老歌:“你你你为了爱情,今宵不冷静,你你你为了爱情,孤单地看星……”从颜舒舒到夏花,女人醉酒后真是怎一个蠢字了得。我心里暗自庆幸,幸亏稍有遗传到她的基因,否则那天在酒吧那样豪饮,我估计自己一定死得连头都找不到。

她的歌声因为咳嗽而中断,她蹲下身来大声地咳嗽,快要把心肝都咳出来似的那种咳。

在这个尴尬的时候,阿南冷不丁看了我一眼,那眼神似乎在说:这算是怎么回事?我逃避了他的眼神,而她也总算咳过劲来,站直了身,并把她衣服上的帽子拉直了,盖住她的头,口齿清楚地问我说:“有烟么?”

我摇摇头,低声提醒她:“你不能抽啦!”

她不再看我,而是转头看阿南,阿南也看着她,不置可否。

当然我知道他是没烟的,他不抽烟。

“我去买,你们等我一下。”她说完,加快步子往隔壁小店走去。奇怪,她步伐稳健得出奇,好像根本就没有喝酒一样。

“喂。”我追上她,“你别乱跑行不?”

她朝我做个鬼脸。

“你没醉?”我失声问。

“谁说我醉了?”夏花比我更加痛心疾首,“别人说什么你信什么。我说马卓啊,不是我说你,怎么人家一个电话你就来啦?我都跟你说了,别来别来,这里坏人多,你就是不信。唉,我夏花闯荡江湖多年,还没见过你这么傻气的,不然啊,我酒钱省了不算,还能在这赖一个晚上。”

“干嘛要赖这里!”我问,“你们这里不是有家么?”

“谁说我没有。”她一边掏着口袋,一边说,“落脚的地方还是有的,有墙没墙的区别。”

她伸出放在口袋里的手,手里握着一个纸烟盒,她把烟盒打开往外倒了半天,倒出三个五块的纸币捏成的小球,还有一个钢蹦。她只捏了一个小球,把其他的小球都塞进烟盒里重新放回衣兜,转身钻进了小店,买烟去了。

我回头看看跟上来的阿南,我觉得我就要哭了。阿南对着我摇了摇头,还没来得及说话,她已经折身出来,娴熟地点一根烟,对他说:“谢谢你马先生,身上没带钱,下次还你。”

“不用了。”阿南说,“不过以后这种事不要再找马卓,她还小,不懂得处理。”

“不是她找我。”我慌忙解释说,“是我自己打电话找她的。”

“你先回车上去!”阿南大声吩咐我。

“别冲马卓发火,”夏花三口两口就抽完了一根烟,用脚底踩熄说,“马先生要是心里不痛快,尽可以骂我,不行打我两下我也不还手,只是打完后,还得麻烦您陪我去趟公安局,一些事情得跟警察解释一下下。”

“你把公安局当超市啊,想逛就逛?”阿南说,“明天一早吧,我约上律师再一块儿去也不迟。”

“马先生有律师哈?”夏花笑,“那我放心了。”

她一口一个马先生,我简直没机会纠正她。更要命的是,她又点了一根新的香烟,还把烟盒往阿南面前一送说:“马先生,烟不算好,不过给我个请客的机会?”

“谢谢,我不抽烟。明天约好律师再给你电话。”阿南说着,拉我一把。

身后传来夏花的咳嗽声,我停下了脚步,求阿南说:“带她一程吧,都这么晚了,她还感冒。”

阿南既没同意也没反对,掏出车钥匙先行往车子走去。我拉着夏花跟上,她撇开我说:“不劳驾了,我自己走。”

“走啊,”我继续拉她,小声说,“这里好偏,都看不到有公车站的。”

她终于没法反驳,双手插袋,跟着我走。那一刻,我有微微的骄傲和高兴。或许是因为我终于可以帮到她,哪怕只是一点点儿小忙,也让我心里多少好受一些。我们在后座刚坐下,她就很礼貌地说:“谢谢马先生。”

“我爸姓张。”真是到了不纠正都不行了的地步。

“哦。原来你跟你妈姓啊。”夏花靠在椅背上故作轻松地说,“我爸妈离婚那年,我也差点跟我妈姓,幸亏后来我奶奶竭力反对,这事黄了,不然我就惨了。你知道我妈姓什么,姓武,武花,武花,我差点就变成一块五花肉!哈哈哈哈哈!”说完她自顾自笑起来,笑完了,又是剧烈地咳嗽。

好不容易咳停下来,我听到她腹中传来一阵怪怪的声音,她摸摸自己的肚子,不好意思地解释道:“喝太多了。”

我扫视整个车厢,按开驾驶座位和副驾驶座位之间的小储物箱的开关,惊喜地发现还有几个沙琪玛在。我飞快地看了一眼阿南,他专心开车,无暇顾及我们,于是我握起两个沙琪玛,自作主张塞进她的衣袋里。

她感激地看我一眼。

我们什么话都没说,仿佛一切尽在不言中。

她并没有吃沙琪玛,而是又掏出了烟盒,但四下看了看,又识趣地收了起来。

这一切好像都被阿南看在眼里,他替她摇开了后面的车窗。

有风吹进来。我脸上因莫名紧张而起的红潮总算褪去些许。其实我也说不清楚我的紧张到底来自何处,或许是因为阿南的沉默不语,更或许是因为我对是非的判断缺乏足够的自信。

夏花缩缩脖子跟阿南说谢谢,但还是没有再掏烟出来。车往前开了一小会,她转头,用肩膀碰了我一下,对我说:“也多谢,马小卓。”

那一碰,带着些让我觉得被认同的惺惺相惜的江湖气,让我的心头澎湃不已。

而且,很久没有人这样叫过我了。

阿南熟门熟路地将车子开到她家巷口,问她说:“要开进去么?”

“不用,我自己走。”夏花说完,捏捏我的脸蛋说,“明天等你电话。”就拉开车门下了车。见她走进巷口,阿南将车调头,我们正准备离开,却见夏花又飞奔回来,直拍我们的车门让我们停车。

我拉开门,她迅速坐进,对阿南说:“麻烦快走!”

我从车子后窗看到巷口有几个人追着跑了出来。

阿南及时发动了车子。车子拐过弯,后面的人才见不着了。夏花靠在椅背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他们是什么人?”我问她。

“神经病。”夏花答,又盖上了自己背后的帽子,只露出嘴巴和鼻尖。

“没事吧?”

“跑掉了就没事。”她这次没有掏出烟,而是掏出了我给她的沙琪玛,拨开脆薄的塑料纸,大口啃着那甜腻的米果,嘴角沾着一粒粒碎渣,我看到她剥塑料纸的手指有些微微发抖。

我很想伸出手去搂一搂她。这个和林果果看似一样,又那么不一样的女人,她们带着一样的灾难的气息而来,最终会走往同一个地方去吗?

夏花吃完了所有的沙琪玛,取了车上的面纸伏在地上清理残余的碎渣,我也伏下身帮她。这时,车子已经开到市中心,阿南刹车,我们差点一起摔倒在地,阿南声音冷漠地对她说:“你在这里下吧。”

她好不容易爬起来,整理好衣服,快速地伸手拉开车门。

“等一下。”阿南终于回过头,很严肃地告诉她,“答应帮你的事我一定会帮,但事情过后,我不希望再看到你,还有你弟弟。”

愣了一小下,夏花温柔地委曲求全地答道:“好的,马,哦不,张先生。”

说完,她迅速地跳下车,我来不及替她擦去嘴角最后的一颗糖渣。她的背影像一个细弱的橡皮屑,慢慢被风擦成丝,变成碎点,然后就消失了。深夜的天,像张狂的黑色洪水,不知把她卷到了何方。

我只是觉得心疼,不知她有没有地方可去,又能去哪里。车子发动以后,我忍不住打她电话,可是她又关机了。

阿南盘问我:“这么晚了还在给谁打电话?”

“为什么要对她这么说话?”他的明知故问让我忍无可忍,终于冲他喊了起来。

他还是不理我,只是发动了车子。

我滔滔不绝地抱怨说:“你可以不远万里跑到四川献爱心,为什么对你周围需要帮助的人却是这种态度?你可以驮着几大车的物资去接济灾民,为什么却把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丢在深夜的街头?”

“你懂什么,这完全是两回事!”

“你不觉得她们很像吗?”我故意问,不想让他好过。

“不觉得。”他故作镇定,但他的话很快露了马脚,“她们不像,没有人能和你妈妈长得像。”

我等在那里答他:“可我压根没提我妈妈。”

他败给我,接不上话,不过好像也不想接。也许是车内的气氛太压抑,他拧开车载收音机,此刻播放的是电台夜话节目,女主持人深沉的念着一段歌词:

“怀缅过去常陶醉

一半乐事一半令人流泪

快乐永记取

悲苦心刻藏骨髓。”

在这个令我全身起鸡皮疙瘩的梦呓般的声音里,他把车开得像飞机。

我靠到椅背上,闻到车厢里她留下的气味,奇怪的是,刚才还有些油腻的气味此刻怎么竟然化作无形,只留下一股淡淡的香了?

这种香,是不是也叫“毒药”?我是否和她们一样,都格外眷恋这特殊的气息?胡思乱想中,我忽然觉得无比的困倦,只想赶紧回到我的小床上,快快地沉沉地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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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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