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吧在城郊的一条小街上，不仔细找，都找不见。

在那条名为“羊皮巷”的石板路的中间段，坐落着那个人告诉我的“好再来”酒吧。“好再来”真不像个酒吧的名字，陈设更不像，没品味也没气氛，跟天中旁边的“算了”比，都差了很多。真不知道她为何要选择这样的地方买醉。

“在车上等我。”阿南说，“我先进去看看。”

我跟着跳下车说：“我也去，你不认识她。”

“也好。”阿南说。他带着我进了门，门口先是一条窄道，再往前走视野才开阔起来，昏暗的粉红色灯光下，一桌一桌的男男女女，正横七竖八地划着拳唱着歌，满地躺着啤酒罐，一有人走动就听到酒罐叮叮咚咚倒下的声音。

我很容易就找到了坐在最角落里的夏花。她半个身子都横在桌上，一个手臂正呈伸出去的姿势，圈住了至少有八个大小不一的酒瓶，脚下的酒瓶则倒的倒碎的碎，她一动不动，像是烂醉在此已有好几年。我曾见过她豪爽地干掉大半碗白酒，还以为她像她一样千杯不醉，此刻看来不过是场误会。

“夏花。”我上前，拍拍她的肩，她纹丝不动，形如僵蚕。

我正要再喊，一个老板模样的人走了过来，看看我们说：“你们是她朋友吧，来，替她把帐先付了。”

“多少钱？”阿南问。

“八百二。”老板说。

阿南指着一地的啤酒瓶子说：“你把啤酒当洋酒卖？”

“她发酒疯，在我这里一阵乱砸，客人都被她吓走不少，我一个伙计被她打破了头，现在去医院包扎了，这个误工钱她付还是不付？闹成这样我没报警算是不错了，我看你还是交了钱赶紧带她走吧。”

“四百吧。”阿南说。

“你当我这儿菜市场？”老板朝他吼，“八百二，少一个子儿试试看！”

“那就报警吧。”阿南拉开一张椅子坐下，不慌不忙地说，“警察来了，他要说该给八百，我一定给。别说八百了，八千我也得掏。我一分都赖不了你的，如何？”

我不由地对他刮目相看，这些年他生意越做越大，看来对付这些人的经验也长了不少。

老板直瞪着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话，过了好一会儿才无奈地摇摇头，朝阿南伸出手说：“算了算了，算我倒霉，赶快把钱给了，走人。”

阿南掏钱的时候，我再去拉夏花，喊她说：“夏花，快起来，我们得走了。”

夏花这才抬起头来，撩起像贞子一样披散在面孔上的一头长发，看到是我，她很高兴地甩开手中的一缕头发说：“呀，马卓，你怎么来了，我请你喝酒哈。”她一说话，就开始咳嗽，看来感冒到现在都没有好。

“回去喝。”我拖她，一边拖一边说，“我爸来了，你的事他答应了。”

“答应啥？”她的嗓子变得更哑了，脑子好像也喝坏了，看着我揉了揉自己的头发，表情比颜舒舒喝醉时更白痴。

“出去再说嘛。”我用力拉她，她终于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却又一把推开我说，“我要唱歌。话筒呢？我的话筒去哪里了？”

阿南走上前来对她伸出手，说：“来，我带你去找话筒。”

“你骗我！”夏花说，“我把话筒藏起来了，谁都找不到。”

她一面说一面笑着朝阿南摇着手，被她揉乱的头发像中了邪似的全部从肩头倾泻而下，在酒吧昏暗灯光的照射下，映衬着她的脸更瘦更长，越发像当年的那个她。

阿南只看她一眼，就僵在那里了。

“马卓，”夏花好像也在看着他，看了很久很久，才伸出一根修长的手指，一直指到阿南的鼻子上，问我，“这位先生是谁？”

“我爸。”我说。

“哦。”她好像对阿南没什么兴趣，推开我们面无表情地踉踉跄跄地一个人往前走，一边走一面回头对我们招手说，“快跟着呀，不然上哪儿找话筒去。”

我和阿南一人一边，快步跟上去扶着她，走出了那条甬道，走到酒吧外的巷子里。她开始荒腔走板地唱一首老歌：“你你你为了爱情，今宵不冷静，你你你为了爱情，孤单地看星……”从颜舒舒到夏花，女人醉酒后真是怎一个蠢字了得。我心里暗自庆幸，幸亏稍有遗传到她的基因，否则那天在酒吧那样豪饮，我估计自己一定死得连头都找不到。

她的歌声因为咳嗽而中断，她蹲下身来大声地咳嗽，快要把心肝都咳出来似的那种咳。

在这个尴尬的时候，阿南冷不丁看了我一眼，那眼神似乎在说：这算是怎么回事？我逃避了他的眼神，而她也总算咳过劲来，站直了身，并把她衣服上的帽子拉直了，盖住她的头，口齿清楚地问我说：“有烟么？”

我摇摇头，低声提醒她：“你不能抽啦！”

她不再看我，而是转头看阿南，阿南也看着她，不置可否。

当然我知道他是没烟的，他不抽烟。

“我去买，你们等我一下。”她说完，加快步子往隔壁小店走去。奇怪，她步伐稳健得出奇，好像根本就没有喝酒一样。

“喂。”我追上她，“你别乱跑行不？”

她朝我做个鬼脸。

“你没醉？”我失声问。

“谁说我醉了？”夏花比我更加痛心疾首，“别人说什么你信什么。我说马卓啊，不是我说你，怎么人家一个电话你就来啦？我都跟你说了，别来别来，这里坏人多，你就是不信。唉，我夏花闯荡江湖多年，还没见过你这么傻气的，不然啊，我酒钱省了不算，还能在这赖一个晚上。”

“干嘛要赖这里！”我问，“你们这里不是有家么？”

“谁说我没有。”她一边掏着口袋，一边说，“落脚的地方还是有的，有墙没墙的区别。”

她伸出放在口袋里的手，手里握着一个纸烟盒，她把烟盒打开往外倒了半天，倒出三个五块的纸币捏成的小球，还有一个钢蹦。她只捏了一个小球，把其他的小球都塞进烟盒里重新放回衣兜，转身钻进了小店，买烟去了。

我回头看看跟上来的阿南，我觉得我就要哭了。阿南对着我摇了摇头，还没来得及说话，她已经折身出来，娴熟地点一根烟，对他说：“谢谢你马先生，身上没带钱，下次还你。”

“不用了。”阿南说，“不过以后这种事不要再找马卓，她还小，不懂得处理。”

“不是她找我。”我慌忙解释说，“是我自己打电话找她的。”

“你先回车上去！”阿南大声吩咐我。

“别冲马卓发火，”夏花三口两口就抽完了一根烟，用脚底踩熄说，“马先生要是心里不痛快，尽可以骂我，不行打我两下我也不还手，只是打完后，还得麻烦您陪我去趟公安局，一些事情得跟警察解释一下下。”

“你把公安局当超市啊，想逛就逛？”阿南说，“明天一早吧，我约上律师再一块儿去也不迟。”

“马先生有律师哈？”夏花笑，“那我放心了。”

她一口一个马先生，我简直没机会纠正她。更要命的是，她又点了一根新的香烟，还把烟盒往阿南面前一送说：“马先生，烟不算好，不过给我个请客的机会？”

“谢谢，我不抽烟。明天约好律师再给你电话。”阿南说着，拉我一把。

身后传来夏花的咳嗽声，我停下了脚步，求阿南说：“带她一程吧，都这么晚了，她还感冒。”

阿南既没同意也没反对，掏出车钥匙先行往车子走去。我拉着夏花跟上，她撇开我说：“不劳驾了，我自己走。”

“走啊，”我继续拉她，小声说，“这里好偏，都看不到有公车站的。”

她终于没法反驳，双手插袋，跟着我走。那一刻，我有微微的骄傲和高兴。或许是因为我终于可以帮到她，哪怕只是一点点儿小忙，也让我心里多少好受一些。我们在后座刚坐下，她就很礼貌地说：“谢谢马先生。”

“我爸姓张。”真是到了不纠正都不行了的地步。

“哦。原来你跟你妈姓啊。”夏花靠在椅背上故作轻松地说，“我爸妈离婚那年，我也差点跟我妈姓，幸亏后来我奶奶竭力反对，这事黄了，不然我就惨了。你知道我妈姓什么，姓武，武花，武花，我差点就变成一块五花肉！哈哈哈哈哈！”说完她自顾自笑起来，笑完了，又是剧烈地咳嗽。

好不容易咳停下来，我听到她腹中传来一阵怪怪的声音，她摸摸自己的肚子，不好意思地解释道：“喝太多了。”

我扫视整个车厢，按开驾驶座位和副驾驶座位之间的小储物箱的开关，惊喜地发现还有几个沙琪玛在。我飞快地看了一眼阿南，他专心开车，无暇顾及我们，于是我握起两个沙琪玛，自作主张塞进她的衣袋里。

她感激地看我一眼。

我们什么话都没说，仿佛一切尽在不言中。

她并没有吃沙琪玛，而是又掏出了烟盒，但四下看了看，又识趣地收了起来。

这一切好像都被阿南看在眼里，他替她摇开了后面的车窗。

有风吹进来。我脸上因莫名紧张而起的红潮总算褪去些许。其实我也说不清楚我的紧张到底来自何处，或许是因为阿南的沉默不语，更或许是因为我对是非的判断缺乏足够的自信。

夏花缩缩脖子跟阿南说谢谢，但还是没有再掏烟出来。车往前开了一小会，她转头，用肩膀碰了我一下，对我说：“也多谢，马小卓。”

那一碰，带着些让我觉得被认同的惺惺相惜的江湖气，让我的心头澎湃不已。

而且，很久没有人这样叫过我了。

阿南熟门熟路地将车子开到她家巷口，问她说：“要开进去么？”

“不用，我自己走。”夏花说完，捏捏我的脸蛋说，“明天等你电话。”就拉开车门下了车。见她走进巷口，阿南将车调头，我们正准备离开，却见夏花又飞奔回来，直拍我们的车门让我们停车。

我拉开门，她迅速坐进，对阿南说：“麻烦快走！”

我从车子后窗看到巷口有几个人追着跑了出来。

阿南及时发动了车子。车子拐过弯，后面的人才见不着了。夏花靠在椅背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他们是什么人？”我问她。

“神经病。”夏花答，又盖上了自己背后的帽子，只露出嘴巴和鼻尖。

“没事吧？”

“跑掉了就没事。”她这次没有掏出烟，而是掏出了我给她的沙琪玛，拨开脆薄的塑料纸，大口啃着那甜腻的米果，嘴角沾着一粒粒碎渣，我看到她剥塑料纸的手指有些微微发抖。

我很想伸出手去搂一搂她。这个和林果果看似一样，又那么不一样的女人，她们带着一样的灾难的气息而来，最终会走往同一个地方去吗？

夏花吃完了所有的沙琪玛，取了车上的面纸伏在地上清理残余的碎渣，我也伏下身帮她。这时，车子已经开到市中心，阿南刹车，我们差点一起摔倒在地，阿南声音冷漠地对她说：“你在这里下吧。”

她好不容易爬起来，整理好衣服，快速地伸手拉开车门。

“等一下。”阿南终于回过头，很严肃地告诉她，“答应帮你的事我一定会帮，但事情过后，我不希望再看到你，还有你弟弟。”

愣了一小下，夏花温柔地委曲求全地答道：“好的，马，哦不，张先生。”

说完，她迅速地跳下车，我来不及替她擦去嘴角最后的一颗糖渣。她的背影像一个细弱的橡皮屑，慢慢被风擦成丝，变成碎点，然后就消失了。深夜的天，像张狂的黑色洪水，不知把她卷到了何方。

我只是觉得心疼，不知她有没有地方可去，又能去哪里。车子发动以后，我忍不住打她电话，可是她又关机了。

阿南盘问我：“这么晚了还在给谁打电话？”

“为什么要对她这么说话？”他的明知故问让我忍无可忍，终于冲他喊了起来。

他还是不理我，只是发动了车子。

我滔滔不绝地抱怨说：“你可以不远万里跑到四川献爱心，为什么对你周围需要帮助的人却是这种态度？你可以驮着几大车的物资去接济灾民，为什么却把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丢在深夜的街头？”

“你懂什么，这完全是两回事！”

“你不觉得她们很像吗？”我故意问，不想让他好过。

“不觉得。”他故作镇定，但他的话很快露了马脚，“她们不像，没有人能和你妈妈长得像。”

我等在那里答他：“可我压根没提我妈妈。”

他败给我，接不上话，不过好像也不想接。也许是车内的气氛太压抑，他拧开车载收音机，此刻播放的是电台夜话节目，女主持人深沉的念着一段歌词：

“怀缅过去常陶醉

一半乐事一半令人流泪

快乐永记取

悲苦心刻藏骨髓。”

在这个令我全身起鸡皮疙瘩的梦呓般的声音里，他把车开得像飞机。

我靠到椅背上，闻到车厢里她留下的气味，奇怪的是，刚才还有些油腻的气味此刻怎么竟然化作无形，只留下一股淡淡的香了？

这种香，是不是也叫“毒药”？我是否和她们一样，都格外眷恋这特殊的气息？胡思乱想中，我忽然觉得无比的困倦，只想赶紧回到我的小床上，快快地沉沉地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