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有传言说，雅安有三宝，雅鱼，雅雨，雅女。

我就是地道的雅女，出生于1984年。

公元1984年，公历闰年。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许世友、杨得志的指挥下，仅仅用了十八天的时间，就战胜了越南，收复了老山；

邓小平同志会见香港知名人士，并表示“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

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

很多，很多……

以及，差不多快三十年后，因为一场车祸而被登上《成都晚报》社会新闻版面，被车祸现场附近的围观群众爆料说是因为失恋所以才轻生的那个女人，也在一九八四年的农历八月十五，听着大雨，哇哇落地。

我的命运之盘在这一年开始运作，同我环环相扣的人，彼此牵连。

那一年的同一天，在中国地图极南的位置，有一个位于中国黄金海岸线中段的城市，名叫瑞安。

不管几十年后它曾为中国贡献过多少大名鼎鼎的温州商人，可在彼时，它却是个穷得叮当响，直叫当地人四处乱窜的地方。

时序跟我说，他在六岁离开瑞安以前，就没有吃过大米饭，一直都是吃红薯干。

就是这个吃着红薯干长大的男孩，在一九八四年农历八月十五的那一天，瘦弱的身子骨上挂着褴褛的衣衫，赤着脚丫飞快的奔跑在蜿蜒崎岖的泥泞山路上，

“要想富，先修路“，村长好不容易动员十里八乡的群众，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修起了这条足以通过拖拉机的小路来。虽说是个丘陵地带，距离县城也不算太远，可山路到底难走。

那一天的天气不太好，阴沉沉的，灰蒙蒙的。

一辆拖拉机在男孩相对的方向，正艰难前行。

驾车的中年男子四十来岁，黝黑的脸上刻画着山里汉子独有的沧桑。他远远的瞧见了男孩儿，便将拖拉机一停。

“娃！天都快黑了，你跑哪儿去？“

男孩儿仿佛没听见般，竟像泥鳅一样从眼前滑过去了。

中年男子抬在半空中的手，僵了一会儿，叹了口气。

坐他旁边的中年妇女目光追着这孩子跑了老远，满眼的怜悯：“可怜石柱子这孩子，刚满六岁，就没了爹，也没了娘。”

“谁让他命苦呢，前些日子若不是他爹妈开着拖拉机掉进了山沟里，娃也不至于落得如此田地。”

“这孩子在村里没亲没靠的，往后可咋整……”

“前阵子听村长说，石柱子他舅在四川的一家国有工厂里上班，端的可是铁饭碗呢，想来混得不错，要把石柱子接过去。”

“靠谱吗？四川那地方，那么穷！”

“能比咱这儿穷？去那边总比在这山里头吃一辈子的红薯干强吧。“

中年妇女闻言点了点头，眼中的泪水也隐了去：“这样也好，待在咱这大山里头，也没啥出息。他家山下那块地，咱家先帮他种着，等孩子大了，咱们就还他。”

说着，便抬手轻轻撞了撞中年男子，往前怒了怒嘴。

中年男子会意，拿起打火棍，跳下拖拉机，重新打火上路。

是了，这就是那一天，在我的合伙人，小名被称为石柱子的时序身上，所发生的事。

现在，请将地图上的箭头往中央偏西部的区域挪去，落在四川凉山越西县。

那一日越西县的阳光甚好，阳糯雪山直入云霄，被夕阳染红的落霞宛如一条条丝带，缠绕在群峰之间。

初秋的高山里，凉意沁人，会蔓延到更远的地方去。

就连人群聚集的土城镇，也不能幸免。尽管缺衣少穿，可巧手的媳妇们，有的还是用碎布拼成了小马褂，给年幼的孩子穿上，怕着了凉。

一个三四岁的小姑娘，便穿着这么一件小马褂。在村口大树下围着跳房的几个孩子里，她拔尖的高，拔尖的清秀。

中秋节的这个傍晚，太阳却还遥遥的挂在天际，没有完全落下去，爬山登高的大人们却陆续的回来了，跳房的孩子们被陆续的领走，只剩下最拔尖的这一个，无人认领。

她傻站在大树下，静静的盯着脚下这用石头画出来的，一格又一格游戏，姣好的眉宇之间，隐约藏着一丝忧郁。

就是这个时候，从她身后不远处那一户紧挨着一户的，用黄泥巴胡在篱笆上做成墙壁的房子当中，突然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女孩身子一震，回身往村庄看去。

恰好，她的祖母枯瘦的手正扶着墙壁，颤巍巍的朝着她的方向走来，可没走两步，就撑不住了，勉强的才喊出一句：“华玲子啊，快回来看你妈一眼，你妈快不行了。”紧接着，老祖母便瘫在地上哀嚎痛哭：“可怜我那苦命的孙儿哟，刚刚出生就没了娘，孩子他老汉儿又在成都省没回来，往后这屋头的日子可咋个过啊……”

村子很小，大家都被这哭喊声唤出了门。有的跑去事主家里帮忙，有的簇拥在老祖母跟前，七手八脚的要将她抬回家。

女孩愣在自己画好的房里，终于看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刹那之间，眼泪夺眶而出，她撒开脚丫，往家跑去。脚下崭新的白胶鞋，是前两日妈妈赶集为她买的，稍微有些大，跑着跑着就落在了地上，她又折转身捡起来，捧在怀里生怕再丢了。她年纪还小，可她意识到，这双白胶鞋，也许将是妈妈此生留给她唯一的物件，再没有第二双，第三双……

天空渐渐暗了下来，八月十五的月亮，浅浅的挂在了阳糯雪山的山峰上。

从那山峰再往东去近两百公里，有一座时常被雨统治的城市雅安。

彼时，简陋又狭窄的县医院产妇里，躺着三五个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孕妇。

我的妈妈就是躺在最中间床位那个，皮肤最白，模样长得最好的孕妇。不过长得好不好看，够不够白，在这个时候真的没有任何用处，分娩的痛苦，对待东施与西施，都是一视同仁。

产房窗外是一盏昏暗的路灯，灯光之下，可以看到丝丝缕缕，幽幽怨怨的雨。

春雨绵绵，夏雨暴烈。

而秋雨，毋庸置疑，缠绵清冷，无限忧愁。原本这便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季节。丰收与落寞，紧紧纠缠，宛如双生，千千万万年，从不曾抛弃对方。

经历了漫长的春与夏，走过了初生与繁华，万物，都在这一刻慢慢走向衰亡。

惟余桂花独自芳。

在医院外的花园里，一株株傲然挺立的桂花树，经过了昨夜暴雨的洗礼，被纷纷砸落在地，为小花园铺上了满地的金光，寂寥凄美的同时，又仿佛有一些孤独的文艺。到底是昨日的绝代风华，即便是化作春泥，也是极美的。

沁人心脾的桂花香和着雨水的湿冷，幽幽的飘进一条长长的走廊。在长廊的尽头，坐着一名焦灼的男子，正埋头抓着脑袋。那是我的爸爸。

站在这帮人为首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齐耳短发梳得一丝不苟，一副精明干练的模样，有着同龄的，从苦难岁月里挣扎过来的妇女不一样的，质朴无华的气质——她是我的奶奶，她和我爷爷凭借着世世代代守着小小裁缝铺子给人做衣服的职业，被划为受资本家压迫的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是贫下中农，因此平安度过了动乱的那十年。

直到1978年的12月，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中国开始实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少人这才收起了那根紧绷的弦，把心放到了肚子里，跟随着中国进入一个新的，以财富与个人价值来衡量社会地位的时代。

这其中，也包括了我的爷爷奶奶。

他们从破烂房子的墙根里刨出藏了多年的金条，换了钱，开始大张旗鼓的买铺子，收徒弟，扩大经营。到了1984年，等到整个雅安城县前街的半条街，都姓夏了，过去的老街坊才知道，原来整日里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哭着喊着说自己是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的这夏家两口子，竟然是暗中潜伏许久的资本家。

然而，旧时代已经过去，属于资本的时代，已经到来。

时局造人，我便出生在一个全雅安都羡慕的家庭里。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们家是有王位要继承的，所以，身为家中唯一男丁的我的父亲夏志杰，可以说是压力山大。

我奶奶的脚步还未停在男子跟前，声音便急切的出了去：“志杰啊，秀兰生了吗？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啊？”

不待我爸爸应话，奶奶又连珠炮似的问道：“哎呀你快说话呀，可急死妈妈了，你爸爸还在铺子里等咱们的消息呢，要不是来做衣服的人都排了队，他又不放心徒弟们，恐怕都跟着来了。”

我爸抬头看了一眼母亲，喉结上下滚了滚，却没吭声。

“怎么啦？还没生呢？”

“生了。“

“生的啥？

“生的……生的是……”

“是个儿？”

“……”

见他不回答，奶奶脸上的洋洋喜气顿时沉了下去。

陪着她一道来的七大姑八大姨也感受到了这种压抑，脸上原先预备道贺的喜庆，也是尴尬的僵住了。

“没事。”奶奶豁然的拍了拍我爸的肩膀，淡淡的说：“是个女娃儿也莫得关系，大不了明年喊秀兰再生一个就是。”

我爸叹了口气，只是抬起头，将目光落到了身旁的墙壁上去。

奶奶顺着他的视线看去，那墙壁上贴着粗毛笔蘸着红墨水写的一排大字：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

她的喉咙不禁哽咽，眼泪簌簌的掉落下来。

我们夏家是雅安的大户人家，家大业大，钱是肯定罚得起的，可是有些原因，却令奶奶对于让我妈超生的期盼，化为乌有。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共产党员。妈妈是老师，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爸爸是基层干部，每天在乡镇农村打转，发展民生的同时，也严厉打击超生游击队。就这样的社会身份，哪有知法犯法的道理。

一想到自己与老伴儿辛苦半生，往墙根儿里埋金条的投机取巧，苦心经营的家业将来可能易主他人，她不禁悲从中来，先是矮身蹲在墙根儿，随后坐在地上，把无产阶级的本性暴露出来，拍着无限宽宏大量的大地母亲高声嚎哭：

“这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啊，夏家三代单传，难道到你这一代，就要绝种了？”

夏家逃过了十年动乱，却没有逃过计划生育，在我出生后的几十年时光里，我爷爷夏德海，我奶奶金月华，日子虽然过得富裕，可内心却过十分的煎熬，甚至可以说是折磨了，更因为害怕百年以后无颜面对夏家的列祖列宗，将家庭的悲剧无限延伸。